皮国立:中医需要找到自己的战场,用实证来正名
中医药在官方大力支持下积极投入预防与临床治疗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中医药在官方大力支持下积极投入预防与临床治疗。
据界面新闻报道,2月14日,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正式启用,这是首个由中医药专业人士整体接管的方舱医院。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表示,救治患者中西医结合是此次疫情救治的一大特色,湖北地区一半以上确诊患者使用了中医药进行治疗。与此同时,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等省份使用中药复方“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有“良好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
然而,在全球现代医学依然未能给新冠肺炎的病理和治疗方法给出确切答案之际,中医药的疗效也让不少人心存疑虑。质疑声在“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经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报道后在全国多地引起抢购狂潮时达到顶峰。
中医与现代医学(西医)的碰撞与争议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医疗史,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过浓重一笔。1929年“废止中医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在国家政治层面对中医医理及存续提出挑战。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担任委员者均为西医。次年2月23日,第一届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当时的中国中医界联合发起“中医自救运动”,阻止了“废医案”的推行,为中医存续留下生机。1949年后,中医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医疗史学者、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中指出,“废医案”及后续运动是现代中医史的开端。自那之后,中医真正开始将学习西医制度、科学化中医知识体系视作在中西医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通过梳理史料,皮国立发现,中西医的碰撞在晚清时期主要在解剖学与生理学,民国之后,则转向了细菌学和病理学。事实上,正是西医在20世纪初在细菌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后,中医疗法才真正开始落入下风。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认为,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和重视临床观察是西方医学最重要的品质,这是西方医学的发展水平在19世纪后快速超过其他医学传统的关键。相较之下,亚洲传统医学恪守古代权威,更难创新。麦克尼尔的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正是中西医之争延续至今的症结所在。而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政治考量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中医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医药的神秘色彩。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皮国立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战场”去证明自己。然而要取信于人、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中医需要在中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医学研究手段去证实药理、发现新药,这是中医从业者不容回避的责任。